《文选论丛》，顾农著，广陵书社2007年9月版
当代的《文选》学研究，大致分为两个部分：一是就《文选》的成书、文本源流、注释、历代《文选》学等加以探讨，二是对《文选》中所载作品进行研究。顾农的《文选论丛》即包括这两方面内容而以后者为主。全
东汉末年的祢衡，在许多读者心目中，是一个蔑视权贵、极富张扬个性的形象。那大概与《三国演义》“祢正平裸衣骂贼”和京剧《击鼓骂曹》颇有关系。孔融上表汉献帝推荐他，说他是“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”，又是“英才卓跞”，“思若有神”，道德与才干兼备。但是顾农在《祢衡论》中虽高度赞扬他的文学才能，却将他定性为“一个特别情绪化的青年才俊”，指出他的骂座在“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或第二的狂放中，显然也不无演戏或做秀的成分，并不完全出于本色”，“不能不怀疑他讲人格尊严只是假象，而故作狂放、哗众取宠才是本质”。史书上说祢衡“不知先所出”，顾农敏锐地感到，其出身大约相当微贱。正由于出身低微，故有强烈的自卑感，“而他化解自卑情结的办法便是鼓其虚骄之气，故作狂放之态，骂倒一切，以争取引人注目和出人头地”。这样的分析，抉发幽隐，直探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。顾农这么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。他分析祢衡的《鹦鹉赋》，说赋的后半“全然是一片不可收拾的情绪”，“说什么‘惧名实之不副，耻才能之无奇’，心比天高，命如纸薄――这正是汉末动乱年代里许多自视甚高而无多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”。《鹦鹉赋》是在黄祖之子黄射席上所作。黄射对祢衡态度较好，祢衡遂心怀感激。赋中所谓“托轻鄙之微命，委贱陋之薄躯，期守死以报德，甘尽辞以效愚”，其实是向黄射讨好乞怜。顾农说：“在汉末的群雄中，黄射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，同雄才大略的曹操尤其不可同日而语，祢衡痛骂曹操而钟情于黄射，可谓莫名其妙之至，眼力之差正与他的态度之狂相映成趣。大约祢衡待人处世完全以别人对他的态度为主要依据，说到底他所担忧的并非天下国家，而是一己的得失荣辱。”语含讥诮，却十分准确深刻。从《鹦鹉赋》里看到的祢衡与人所习知、裸衣骂座的祢衡反差太大了，以致有人怀疑该赋不是祢衡所作。但顾农的分析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祢衡。
文学是人学。文学家是活生生的人。人的心灵是最为丰富、复杂、微妙的。必须对这种微妙难测有深切的体认，分析作家作品才不至于简单化、公式化，才有可能做到有“理解之同情”。《文选论丛》中许多篇章解剖人物心理，细致入微，耐人寻味。例如论潘岳的《闲情赋》，指出潘岳的拜路尘与爱好闲居，看似悖反，实乃互补。当时士人风气，一方面使尽手段征名逐利于官场，另一方面优哉游哉闲适享乐于田园，二者并不矛盾。故金人元好问批评潘岳的“高情千古《闲居赋》”为“失真”之作，乃是用一般的道德范式去衡量，既于社会风气显得隔膜，又对人物复杂的、多侧面的心灵缺少了解。在《文选论丛》中，这样多侧面地分析作家心理的例子屡见不鲜，新见不少。如左思的《咏史》诗，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被认为是体现了门阀社会中寒士的不平和愤争，评价很高。顾农则既肯定它们“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，并且超出西晋一代而有普遍的意义”，又指出诗中的“卓荦豪迈之气”带有很浓的书生气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，颇有遭受挫折之后自我安慰的成分，其抨击门阀制度，宣称“自非攀龙客”、“高步追许由”，实乃一时愤激之词，带有虚骄之气。这样的结论，是将左思的作品结合着他的生平、为人进行分析得出来的。顾农说：“左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诗人，但他的作品却显得相当单纯而有力度。”“作品一旦产生，就可能并且往往脱离其背景而独立，而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伟大的作品总是比它的作者更伟大。”这样的评论，十分深刻，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。总之，从细致的心理分析入手，并且将作家、作品置于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、历史环境中予以观察，练达人情，洞明世故，确是《文选论丛》的一个重要特色。
曹植的《洛神赋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。女神的婉丽动人，求之不得的怅惘迷离，千古之下犹令人神醉。但该篇有无寓意寄托，有怎样的寄托，却至今众口纷纭。唐代人多视为曹植爱慕感念甄后之作，后人尤其是清代学者却力斥感甄说之妄，认为是以男女喻君臣，抒发对于曹丕的眷恋。今人有的又说是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、失意哀怨而作，或者说是曹植“苦闷的象征”。《文选论丛》中《〈洛神赋〉新探》一文，专论此事。顾农取感甄之说，但不同于旧说。他认为曹植与甄后间有无男女之情，固然无从确知，但二人同因政治方面的关系，受到曹丕的迫害，故曹植对甄后有同病相怜、兔死狐悲之感，则恐怕是必然的。类似这样的观点，别的学者也曾说过，顾农的新见，主要在于细心探究史料，以证成其说。他从曹植的《责躬诗》和《黄初六年令》，判断曹植曾于黄初二年下半年被诬陷而获罪，被拘往洛阳，而那正是甄后被赐死埋葬于邺之后不久；又从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中看到，曹植曾欲派人到邺购买布匹，虽遭到监国谒者的阻止，仍坚持要派人去，不惜为此上表，其态度坚决得异乎寻常。顾农认为《责躬诗》中所说的“茕茕仆夫，于彼冀方”就是指这件事说的。他猜测诬陷者以这件事作为口实，而诬陷的内容很可能涉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，比如可能说曹植买布是借口，其实是要派人去甄后墓上设奠祭祀。但其事既属捕风捉影，曹丕亦不便以此大张旗鼓治其罪，而且曹丕的态度在赐死甄后之后又有所软化，因此，曹植的这次获罪，“罪名固然重得莫名其妙，而处理则轻得糊里糊涂”，遂于次年(黄初三年)初离开洛阳返回封地鄄城。《洛神赋》便是归藩途感念甄后中所作。
这一论证是很有趣味的。平心而论，以男女喻君臣固然是传统的手法，但要说曹植在宓妃形象中寄托恋眷君王之情，却令人觉得难以接受。因为曹植屡受曹丕的忌害，虽然在诗文中依旧说什么“不胜犬马恋主之情”，但未必真有多少衷心爱慕之意，总不至于精心塑造那样一位美丽动人而且多情缱绻的女神形象来“寄心”吧。何况曹植心中自然明白，曹丕弃绝、加害于他，决非真是迫于礼法、不得不然，而赋中的神女却是怀着一片爱意、只是因人神道殊而??离去的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若说赋中包孕着的怅惘失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有关，是可以的，若直接说成寄心曹丕，便觉难以接受。读了顾农的《文选》，感到他的论述既体贴人情，又精心考虑有关史实，虽然也许还不能说是天衣无缝(其事本隐秘暧昧，史料阙如，有的地方不能不靠推想补足)，但却是自成一说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。《文选论丛》中还有一些篇章，也是通过细节的考证提出新说。例如《〈为郑冲劝晋王笺〉作年考》，便一反成说，推定阮籍此文不是作于他去世的那一年即魏元帝景元四年(263)，而是作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(258)。此事虽细，却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和说明阮籍的政治态度。注重细节的考证，也是《文选论丛》的一个特色。
最后，笔者想提到《文选论丛》中与日本国学者清水凯夫讨论《文选》编撰的几篇文章。清水是笔者的友人，他为人豪爽，在学术上勇于探索。他认为《文选》的实际编撰者是刘孝绰，昭明太子只是挂名而已，并从《文选》所载作品入手，提出不少论据。这一观点，我国学者几乎都认为难以首肯。顾农对其论据一一加以分析，认为不能成立。笔者以为其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。刘孝绰在《文选》编撰过程中可能确是起了重要作用，但一定要说《文选》就是他编的，昭明只是挂名，未免走得太远。不过应该承认，清水先生提出的论据，促使学者们作深入的思考。他挑起的这场论战，对于《文选》研究是有好处的，笔者就从中汲取了教益。清水曾对笔者说过，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。这话说得很好。我们中国的学者，在为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走向世界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感到高兴的同时，也该更感到责任重大，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。我们要多多了解、虚心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，也应该与国外学者进行商榷，展开讨论，让学术讨论的空气超越国界。这该也是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这方面目前还是很不够的。《文选论丛》中除了与清水先生商讨的几篇，还有一篇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讨论曹植《七哀》诗。顾农这方面的工作，我觉得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（本文编辑：严佳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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